]]> 当心好心办坏事——谈谈司法实践中的负面示范效应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综合舆论对该《意见》的上述规定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条:
  首先,这一规定“背离人之常情、常理,容易导致削弱、损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伦理关系”,“即使是为了揭露、惩治犯罪的需要,也不能以破坏家庭伦理和亲属情义作为代价。否则,亲人、密友之间缺乏应有的信赖和情感,充满猜忌和提防,对于维系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和睦,必将是一种灾难甚至毁灭,最终也一定是得不偿失。”
  其次,从法理上来看,这一规定也是有缺陷的。从刑罚理论上讲,决定刑罚轻重只能是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及后果,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他的相关行为也与其刑罚结果是紧密相关的,而决定其最终刑罚的,当且只能根据其自身的行为进行评价。因为亲属的所谓“大义灭亲”,而对犯罪行为人“从轻处罚”的规定,则违反了上述原则。“大义灭亲”,“只是犯罪人亲属的行为,不是犯罪人本人的主客观表现,不能说明犯罪人的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浅,人身危险性较小。谁实施犯罪,谁就应该受到必要惩罚;因亲属举报而减轻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是一种混乱的逻辑……与我国量刑公正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笔者不想在本文中过多地探讨最高法《意见》中关于“大义灭亲”规定的得失。笔者更关心的是,《意见》中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司法规定?有观点认为,“《意见》起草者意识到‘大义灭亲’者‘灭亲’之举的内心挣扎、矛盾和痛楚,为了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某些‘慰藉’,褒扬他们‘为民除恶’的贡献,给出了对犯罪之人可予‘参照自首’从轻处罚的‘回报’。”可见,《意见》起草者的出发点是好的,本意是善义的。
  行文至此,笔者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典故。在春秋时代,鲁国有法律规定:鲁国人如果在其他诸候国沦为奴隶,把他们赎出来的人,可以到政府领取赏金。有一次,子贡把同胞从外国赎回来,但没有向政府领取赏金。孔子却说:“子贡,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不领取赏金,鲁国以后就没有人会再去赎自己遇难的同胞了。”有一次,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很感激,送了一头牛作酬谢,子路不推辞收下了。孔子很高兴,说:“这下子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智囊》一书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并在书中借孔子之口发表了看法,“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也就是说,圣人行事是可以移风易俗的,是有示范效应的;不可只看单一行为,必须看它的产生的效果;不可只论个人的得失,需看对大众的影响。若行为对个人来说是善,而其结果足以妨害大众,则似善而非善;若行为对个人来说是不善,而其结果有益于大众,则似非善而实是善。
  在司法实践中,就曾出现了一个著名的案例,充分说明了上述道理。2006年末,在南京打工的彭宇在路上扶起一名徐姓老太太,并帮其家人送至医院治疗。事后,徐老太太家人咬定是彭宇撞了人,并向法院起诉,索赔13万余元。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从常理分析,彭宇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一审判决彭宇承担40%的损失,赔偿原告45876元。最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下,江苏省法院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本案双方当事人最终是和解了。现在看来,也许本案的一审法官出发点是好的,相对年青小伙子彭宇,年老体弱的徐老太或是弱势的一方,在双方都说不清楚的情况下,彭宇牺牲一点,承担一部分责任,也不失为一种可以接受的结果。作为个案,彭宇损失并不大,结果也许不是太坏,但该案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却很大,可以说留下了很严重的后遗症,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好人难做。此后,果然就有老人跌倒街头因无人敢扶而撒手人寰的悲剧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地的媒体报道上。而这个结果,决不是彭宇案法官所愿见到的。假如,如果有假如的话,彭宇案的法官当初绝对会选择更合理、合法的解决方式的。
  作为法律工作者,大家都知道,处在当今这个信息社会,法律,特别是实实在在的案例,是有着强大的示范效应的。当我们的检察官们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面临着一些社会影响大、人民群众关注度高的案件时,必须要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操作,法律条文没有规定的,也要以有关的法律精神为准则,不能随意搞司法创新。总之,要充分考虑我们的司法行为会产生哪些示范效应,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是存在近忧,还是会产生远虑。
  当心好心办坏事,慎之,慎之!]]>
李某强迫他人写下欠条的行为该如何定性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吴某之前曾因为赌博向李某借款3800元,直至案发时尚未偿还。李某为了追讨欠款3800元,于2010年8月3日9时许,伙同周某(在逃)驾驶奇瑞牌小汽车到开平市开华路市场寻找与李某有债务纠纷的吴某,见到吴某出现,即以谈事情为由将吴某强行带上车,载到振华冈中大道靶场附近进行非法禁锢,采用恐吓、殴打的手段,强迫吴某写下一张12000元的欠条,要求一个月内还清。当日12时许,李某将吴某释放。另外,李某等人还于2010年7月23日和8月11日,以相同手段,载黎某、阮某到冈中大道靶场附近进行非法禁锢,并强迫黎某、阮某写下欠条,但欠条的数额与黎某、阮某所欠李某的赌债一样。2010年8月11日,公安人员在开平市振华冈中大道附近将李某抓获归案。
  二、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该如何处理,很显然,李某为了索取债务而采取拘禁的手段对待三名被害人,且非法拘禁3人次以上,并有殴打的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可以认定李某非法拘禁罪。但李某于2010年8月3日强迫被害人吴某写下的欠条数额明显超过原来赌债的行为定性如何,分别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只构成非法拘禁罪。理由是李某等人为索取赌债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属于《刑法》第238条第二款规定的“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的解释》的规定,行为人为索取赌债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而且被害人吴某的损伤只为轻微伤,尚并未达到重伤以上程度,因此,应以非法拘禁罪对李某定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构成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理由是李某在拘禁吴某的过程中使用暴力的手段逼迫吴某写下欠条,而且写下欠条的数额远远大于吴某原来所欠其的赌债,李某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且当场使用了暴力,还当场取得了财物(欠条),符合抢劫罪的两个“当场性”,应以非法拘禁罪和抢劫罪对李某定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构成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理由是李某在拘禁的过程中使用暴力的手段逼迫吴某写下欠条,该欠条的数额远远大于吴某原来所欠其的赌债,李某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虽然当场使用了暴力,但欠条根本无法当场兑现,实际上李某无法当场取得财物,而只是通过逼迫吴某写下欠条的手段,想以此为凭证将来向吴某索取钱财,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以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对李某定罪。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李某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首先,李某与吴某之间虽然有债务关系,但是这一债务关系仅为赌债3800元,两人对此赌债没有归还利息计算的约定。按照《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没有约定利息的视为无息。综上可见,李某具有非法占有吴某财物的目的。该行为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2.李某的行为客观方面具有当场性。抢劫罪客观方面的重要特征是两个“当场”,即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当场(当即)取得财物。本案中,李某等人在开始对吴某进行殴打,对其进行精神强制,并胁迫吴某写一张数额比原来赌债高的欠条,使吴某产生恐惧,吴某不得不当场写下欠条,表面上看来李某也当场取得了“财物”。但笔者认为,要认定李某等人强迫吴某写下12000元欠条的行为性质,首先要判断该欠条是否可以作为抢劫罪的对象。欠条是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它不具有一般财物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者交换价值等,而要使欠条转化为财物,则要求相对方的债务人履行偿还欠款的义务,甚至要求法律的保护才可以顺利地转化为财物。本案李某等人威逼吴某写下的欠条,在没有债务人履行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具有财物的性质,故它不能被认定为抢劫犯罪的金额。亦即是说,李某使用暴力具有“当场性”,但取得财物不具有“当场性”,李某不构成抢劫罪。
  3.那么,到底李某在拘禁过程中当场使用暴力并当场取得欠条的行为定性该如何呢?李某在对吴某实施禁锢后,由原来的只是想以禁锢手段逼迫吴某偿还赌债,突然又想向吴某索取额外的钱财,此时李某已临时产生非法占有财产的犯意,通过暴力手段逼迫吴某写下12000元的欠条,并要求吴某一个月内还清,吴某出于害怕也为了解脱目前被禁锢的困境,所以迫于无奈写下了12000元的欠条,笔者在前面已经分析过,欠条只是财产的记载体,就本案而言,该欠条是吴某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下的,并不是吴某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应当确认为无效行为,欠条不可能兑现,李某现在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取得这12000元。但李某逼迫吴某写下欠条,约定还款期限,并当日就将吴某放走,其意图已非常明显,就是想以该欠条凭证为要挟,将来向吴某索取财物,逼迫写欠条是一个手段行为,将来索取财物是客观表现,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但因为李某还未取得财物已被公安机关抓获,李某构成了敲诈勒索罪(未遂)。
  综上所述,李某的行为构成了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
  四、处理结果
  开平市检察院以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向开平市法院提起公诉,开平市法院亦以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未遂)对李某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
邓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2009年6月25日晚上,彭某和殷某、阿良在开平市水口镇某娱乐城喝酒玩乐,期间彭某向殷某、阿良谈起犯罪嫌疑人邓某的未婚妻在社会上经常说他的闲话,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到了深夜时分借着几分酒气当着殷某、阿良的面打电话给邓某,对邓某说其未婚妻经常讲他的坏话,并要求邓某好好教训未婚妻,但邓某说要先问清楚。过了五分钟左右,彭某又致电邓某,邓某则称已问过未婚妻没有那回事,彭某恐吓邓某要去其住家教训邓某,说完就挂了电话。次日凌晨1时许,彭某和殷某、阿良乘坐出租车前往邓某位于开平市月山镇水井新华街一楼的住家,当时邓某及其未婚妻正在家里看电视,彭某二话不说,带领殷某、阿良直接进入邓某的住家,用手捏住邓某的颈部并推打邓某,殷某、阿良则在邓某的住家拿起椅子围着邓某殴打,邓某在彭某等人不听其解释并连续遭受殴打的情形下,从家里的门角拿起一把菜刀向彭某、殷某、阿良三人不停挥舞,将被害人彭某的左手手臂、手腕砍伤。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彭某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五级伤残。2010年7月14日,经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邓某主动到公安派出所投案自首。
  二、评析意见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方法,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特殊正当防卫,是指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笔者所理解的正当防卫应当符合以下五个条件:第一,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第二,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第三,具有防卫意识;第四,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第五,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
  在本案当中,犯罪嫌疑人邓某于凌晨时分在相对安全的住家被彭某等三名男子无辜上门用椅子围着殴打,邓某一开始边挣脱边想与被害人彭某将事情说清楚,但彭某不听,继续对邓某进行殴打,此时,邓某为了防卫才使用家里的菜刀乱舞,继而将彭某砍伤。我们来分析一下邓某的行为:遭到了彭某等三名男子使用椅子殴打的现实不法侵害,且不法侵害正在进行;邓某与彭某无冤无仇,以前没有发生过纠纷,并不是故意殴打彭某,具有防卫的意识;邓某只是砍伤了彭某,是针对不法侵害人本人进行防卫。基于以上几点,邓某完成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至于邓某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被害人彭某一方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从目的和意志上看,案发前没有明确预谋,在案发过程中,想教训一下邓某的意图已明朗并限于使用凳子殴打的范围之内;从手段上看,被害人一方没有持刀具、铁管等利器,仅实施了围殴等行为,采取的手段及暴力强度尚未达到对邓某的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从必要性方面看邓某所实施的行为,作为一名具有高中文化的人,能够认知到其采取持刀乱刺不法侵害人的防卫手段、强度,已经远远超过足以制止不法侵害人所实施的侵害行为的手段和强度,事实上邓某造成了被害人彭某重伤和五级伤残的严重后果,已经远远超过被害人彭某对其进行殴打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综上,犯罪嫌疑人邓某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且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
  那么,到底犯罪嫌疑人邓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特殊正当防卫呢?笔者认为邓某的行为是不构成特殊正当防卫,因为邓某不是在遭受严重犯罪且人身没有受到严重危害的情况下作出防卫行为的,所以不能认定为特殊正当防卫。
  三、处理结果
  犯罪嫌疑人邓某的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因邓某防卫过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应当减轻处罚。目前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简论翻供案件对口供的认定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一、口供的特征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案件事实向公检法机关所作的陈述,通称为口供,属言词证据范畴。一般来说,口供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所犯或参与的犯罪事实的坦白和供认,但也应包括其对自已无罪或罪轻情节的辩解和检举揭发的内容。由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与案件结局的直接利害关系,决定了口供具有独特的,不同于其它证据的特点:
  1.口供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直接性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案件的当事人,他对自己是否犯罪以及如何犯罪,比任何人都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作的有罪供述,会更全面、更详尽地反映出作案的目的、动机、手段、过程,其所作的无罪辩解,一般也会提出一些具体的事实依据或理由。某些共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还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案件的全貌。在我国目前的某些案件中,口供几乎是侦查人员可以获取的惟一证据,尤其是在“一对一”的案件中,口供的重要性更加不容忽视。一个清楚、可信的口供,常常可以免除收取额外证据的需要,从而能够使案件被迅速侦破。目前在我国,通过讯问获取的口供是可以直接作为法庭采纳的证据的。正是由于口供对案件的事实具有直接而明了的证明作用,在具体操作中,司法人员在实际审查案件中,都有着浓浓的口供情结。
  2.口供的虚假性
  一方面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对象,所以他们往往要么会企图否认和抵赖罪行,要么避重就轻,尽力为自己开脱,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出于某种原因,在某些情形下,他们会承认一些并不存在或不是自己实施的犯罪事实,以谋求为同伙或朋友开脱罪责。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往往有真有假,有的全部假,有的半真半假,有的时真时假。这就要求办案人员必须正确对待和依法识别犯罪嫌疑、被告人的口供。
  3.口供的反复多变性
  由于每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不同,加上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押期间受同仓犯的影响,导致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前后不一,反复多变。司法实践中,常表现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对犯罪事实作了供认,而到了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却部分或全部推翻原有供述,有的甚至收押后就否认犯罪事实,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翻供”。
  二、翻供的主要情形及原因
  翻供是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且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翻供如果具有实质性的、可能影响到定罪情节的,则会影响到定罪量刑情节的变更。而一些犯罪嫌疑人在时间间隔较长、作案次数较多的情形下,往往前后供述不一致,这反而是符合人的记忆特点和生活经验的,往往是正常的。翻供既可以是在侦查阶段,也可以是在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其中以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翻供最为常见。
  司法实践中,翻供的原因常常是把原来作出有罪供述的情形说成是侦查人员逼供、诱供、骗供等,认为自己的辩解未能得到真实记载,笔录上的记录与自己所说的不一致,或笔录上的记录未宣读或未详细看就让签名捺指印。通过分析翻供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的原因
  首先是侥幸心理在作怪,这在累犯中最多出现。人都是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有的嫌疑人在最初受到审查时,因心理没有准备好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而如实供述;有的可能是在人赃并获时不得不如实交代;也有的是在不知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形下作了如实供述。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诉讼程序的进行,这些原本就可能不是彻底悔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为逃避制裁或减轻罪责而想方设法,有时候就将翻供视为救命稻草,企图侥幸过关。特别是在送达起诉书后,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了足够清楚的了解,发觉自己的犯罪事实未完全被公诉机关掌握,或者知道同案犯在逃、翻供或死亡,或重要证人不作证、下落不明等,而公诉机关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这时被告人就可能会当庭翻供。其次是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有一些重犯、初犯,在入仓后,通过学习法律知识,或经同仓在押犯的恐吓、教唆,对自已即将受到的刑事处罚感到恐惧,而选择翻供。再次是存在对抗心理,尤其是一些累犯、惯犯。这些人有丰富的反侦查、反审判经验,蓄意翻供,或者只是抽象地供认有罪,而隐瞒具体情节或物证,或捏造事实虚假供述,有把水搅混的心理。也有一些是受到同仓在押犯的“指点”,产生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想法。司法实践中,确实也存在一些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多供述,查实的犯罪事实就多,判刑就较重;少供述则有可能在没有其它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就作了从轻判处。这些案件在某些方面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最后也有一些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作了虚假供述,通过学习或教育,在审查起诉阶段或审判阶段推翻原有的虚假供述,向法庭作出的真实的有罪供述,其实这也是一种非典型“翻供”。
  2.各种客观原因的作用
  首先是有的司法机关采取措施不当或监管不力,造成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受他人的教唆、诱导、影响而翻供。比如监管场所管理不严,或提押过程中看管不力,造成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间互相串供;同仓在押犯的教唆,个别不恪守职业道德的律师通风报信,进行或明或暗的教唆、诱导,甚至直接指使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翻供。其次是由于少数侦查人员工作能力和工作作风,造成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口供前后不一致。如有些讯问人员审讯能力不强,审讯经验欠缺,工作态度不认真,造成讯问记录粗糙肤浅,抓不住要点;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少数讯问人员记录后不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仔细阅读的情况。再次是少数侦查人员存在逼供、诱供、骗供,导致原供不真实,从而引起翻供。最后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及以其它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另一方面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这在实际上剥夺了犯罪嫌疑人在有罪供述上的自由选择权,导致法律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供述的自愿性保障条款在实践中难以执行。加上未实行彻底的律师在场制度,多数案件由于条件所限未采取全程录同步录音录像。既然有如此多的因素存在,也就造成了翻供现象的不断出现。
  三、翻供情形下的口供审查
  口供在我国历来都被称为“证据之王”。一个客观真实的口供,是能够作为直接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由于口供多变的特点,当出现翻供现象时,就需要我们做好口供的审查工作,做到既重视又不轻信。
  (一)审查口供的合法性
  1.口供是否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愿情形下所作的供述
  当出现翻供时,要及时与侦查机关沟通,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时供述的情形,必要时可通过要求侦查机关出具侦查中的程序合法证明材料、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入监时的体检情况证明材料,来进行初步审查,还可通知办案民警作为程序证人出庭作证。如经过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毫无理由或没有任何证据的翻供,则不予采信。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提出初步证据证明其供述是受到刑讯逼供或精神强制而非自愿,则公诉机关应提供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能力
  如其提出自己有精神疾病,可由其提供初步的证明材料,经审查,确有可疑的,应进行必要的精神鉴定。
  3.口供笔录的形式和内容是否合法
  目前实践中大量采用讯问笔录形式来固定口供,这是符合当前侦查工作的实际。在审查讯问笔录时,要看是否交代了权利义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逐页签字捺指印,有无明显的诱供、骗供内容等等。对于侦查人员采取正当而合法的讯问策略而获取的口供,应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性。
  (二)审查口供的真实性
  口供作为言词证据,应采取逻辑审查的方法,来判定口供的真实性。一般情况下,逻辑上可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口供,不能就断定一定真实,但如果逻辑上不能给出合理解释的,则可以判定为不真实。实践中,当出现翻供时,应调查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过去的有罪供述是否属自愿状态,其前后的供述是否存在逻辑上的不合理性,前后供述及与其它证据间有无矛盾。对于犯罪事实的证明,要通过补强证据来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翻供是否合理,从而来判断原供能否作为定案的证据。
  (三)对口供的补强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处刑罚。”这一规定,就是言词证据的补强规则在刑事诉讼法中的体现。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口供之所以需要补强,是因为其内容存在虚假性和不确定性,是否真实还需要另外的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对口供应结合全案的证据来审查,无论是单一案件的口供,还是共同犯罪案件的口供,都需要补强。补强的证据就需要与口供有不同的来源,所有的补强证据结合在一起,应达到能够独立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为的程度。
  然而在实践中,如何对待同案犯的口供,一直存在争论,因此,在谨慎的前提下,如果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可以共犯口供定案: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可能;2、各被告人口供都是在没有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3.各被告人的口供基本一致;4.共犯达到3人以上。共犯只有2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定案。
  同案犯口供中相互印证内容的认定也应有所区别。属于定罪的基本事实的,应有口供外的其他证据补强;而对于谁是主从犯、作案的手段和过程、如何分赃等量刑情节,则可用同案犯的口供来相互印证。不然的话,很多案件的事实将难以完整。
  四、正确应对翻供的策略
  各级公检法部门都是不希望出现翻供的,一直以来,当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翻供时,都会当成一种不老实的表现。事实上,翻供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特殊手段。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改变自己供述或辩解的权利。因为无论是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的翻供,还是当庭翻供,单凭口供,都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也不能因此而建议法庭从重量刑,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起来,加以鉴别,来确认口供的真实。因此,口供的反复与变化并不十分重要。
  按照庭审中心主义,被告人在庭审时的供述比之前供述的效力要高。庭审翻供在效力上优于庭前原供,如果犯罪嫌疑人口供与被告人口供有差别,审判时应该以被告人口供为准。作为公诉人,出庭前就应该做好被告人当庭翻供的准备,在庭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讯问,以掌握主动权;举证时及时调整举证顺序,以突出举证效果;法庭辩论时针对被告人翻供的论点明确回应,全面驳斥被告人的翻供。笔者认为,为了真正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正确对待翻供,而要尽量减少翻供现象,各级司法机关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几方面:
  1.转变观念,全面收集证据。侦查机关要把侦查的重点放在收集口供以外的证据上来。要切实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事先对翻供做好足够的预测,收集证据时不但要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也要收集罪轻甚至无罪的证据。
  2.切实加强对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的培训,提高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的素质。这就需要转变观念,规范办案程序,合法收集证据,准确地固定证据。讯问时,告知其被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并告知其认罪可能带来的后果。对重大案件和“一对一”案件,建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3.加强对监管场所的监管,改善监管场所的环境,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防止串供、教唆、通风报信等行为发生。
  4.加强对律师的教育和管理,规范律师执业行为,提高律师的职业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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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某、应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2009年7月,犯罪嫌疑人史某、应某与王某、张某在某酒店三楼客房内赌博。期间,史某、应某以王某在赌博时做手脚为由,采取拳头击打王某脸部、用水果刀威胁等方法,要求王某归还赌博时赢得的赌资,并扬言“钞票不还出来,别想走出房间”。正当在场的张某同史某、应某商量调解时,王某从三楼窗户中跳出逃跑,不慎坠地死亡。
  二、分歧意见
  对于犯罪嫌疑人史某和应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史某、应某两人使用暴力以及威胁等手段索回赌资,造成被害人王某跳窗而逃最终不慎坠地死亡的结果,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两人对于王某死亡的主观心态是既不追求也不放任,但由于两人过于自信的过失(包括对楼层的高度、封闭的房间以及人数的优势等等)造成王某死亡,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应按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史某、应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两人使用暴力以及威胁等手段索回赌资的行为,针对的财物对象是两人输掉的财物,并没有明显超出其赌资范围,可不按抢劫罪论处。加之两人的暴力和威胁行为与被害人王某后来的跳窗而逃行动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王某的死亡纯属意外事件,不应该追究史某、应某的刑事责任。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造成他人死亡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有以下特征:第一,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第二,本罪在犯罪客观方面的表现是:行为人具有致人死亡的行为,客观上必须发生了致人死亡的结果,且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第三,本罪在犯罪主观上的表现为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两种,该过失是针对死亡结果而言。现笔者就自己的理解结合本案进行分析:
  第一,史某、应某两人的主观心态并不存在过失。所谓犯罪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犯罪过失包括疏忽大意过失和过于自信过失。在本案中,首先,4人相约到某酒店赌博,可推知几人应该早有认识,并不是一般的萍水相逢。三五赌徒相聚一起,为的就是寻求赌博的刺激和财产的增加。他们对于被害人王某的死亡是持否定态度的,史某、某两人的主观目的就是为了索财,也就是要回属于自己的赌资(虽然已经输掉了),尽管史某、应某两人以发现王某在赌博时做手脚为由,拳头击打王某脸部、用水果刀威胁王某,但两人由始至终都是一种索财心态。后来张某介入转为协商调解阶段时,当时索财的手段已经有所缓和,但此时王某突然奋身一跳,这是三人都不可能预见得到的。因此,史某、应某两人的主观心态并不存在过失。
  第二,史某、应某两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王某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的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在本案中,史某、应某两人为了索回输掉的赌资,采取拳打脚踢、水果刀威胁的方式要求王某交出赌资,确实,在这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在高达三楼的建筑下,面对两个凶狠而又手持利器的凶徒,赤手空拳的王某想达到既想保财又想全身而退是不可能。如果王某被威胁后立即跳窗逃生而不慎死亡的话,那史某、应某两人的行为对王某的死亡应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史某、应某两人威胁后,张某的介入协商调解使得整个威胁过程的完整性给实实在在地中断了,两人的威胁行为客观上已经停止了(不管被害人王某当时的心理压力是否依然存在)。而被害人王某在缺乏实质威胁行动的前提下,在看到调解成功曙光的机会下,竟然选择跳窗而跑,这只能说明了被害人是在自己的意识下选择逃跑方式的。因此,其跳窗而跑甚至不慎坠地而亡的行为与史某、应某两人的行为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因果关系。
  综上,史某、应某两人以暴力和威胁的手段索回赌资而导致王某死亡的行为,即不构成抢劫罪也不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王某的死亡属于意外事件,对于史某、应某两人的行为应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相应的处理。]]>
如何正确区分聚众赌博与开设赌场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笔者认为,郑某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赌博案解释》)的规定,聚众赌博构成犯罪的条件包括: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犯罪主体必须是“聚众赌博的组织者、召集者”;客观方面要求聚众赌博的人数或赌资达到一定数额。开设赌场原是赌博罪的罪状之一,由于开设赌场参赌人数多,赌资数额大,行为人非法获利更多,因此比一般的聚众赌博相比社会危害性更大。《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从原来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赌博犯罪行为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特别的犯罪行为规定,并将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3年提高到10年。
  《刑法修正案(六)》虽然设立了开设赌场罪,但是却没有对开设赌场罪的含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都涉及到组织、招揽、多人参赌、行为人获利,实践中有时很难区分。开设赌场实际上也是聚众赌博行为,只是由于具备了某些特征而有别于一般的聚众赌博,而这些特定的特征就是两者区别的关键。
  笔者就对如何正确区分两者,从场地、行为人对赌博行为的控制能力等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场地
  赌场就是专供赌博的场所,具有专门性、稳定性的特点。在形式上,包括物理意义上、占据实际空间的场所,以及存在于计算机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场所。其实质是为赌博活动的进行提供专门的平台。1997年刑法修订时便将开设赌场的行为规定为赌博罪,但当时所规定的“开设赌场”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赌场,即是营业性地为赌场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接受赌客投注的行为。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伴随着网络赌博的出现和兴起,两高的《赌博案解释》第2条就对网络赌博中的“开设赌场”作出了界定,即“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开设赌场”。如果行为人只是利用其获取的赌博网站的账号,组织、招引他人在该账号内投注,则不能认定为开设赌场。符合《赌博案解释》第1条规定的前三项标准之一的,应认定为聚众赌博,否则不构成赌博罪。与传统的赌博犯罪相比,网络赌博将赌场设立在网络上,参赌者足不出户就能进行赌博活动,辐射面更广,行为更隐藏,传播快,且涉赌者为不特定的多人,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实际操作中应将在网络上开设赌博网站及在赌博网站担任代理的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
  对于聚众赌博的场所,则具有随意性、随机性、临时性的特点,是参赌者为进行赌博活动而临时选择的地方。有的是在临时租赁、借用他人的房屋内或者自己的家中进行,有的是临时在宾馆里开房间进行,有的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即酒店、旅馆、宿舍等都可以成为赌博的场所。赌博活动结束后,其仍是一般的场所。
  开设赌场因营业的需要一般具有较为固定的地点和场所,该地点和场所在短时间内不会变化。而且对赌场而言,即使暂时没有赌博活动,仍不改变其赌场的性质。
  (二)行为人对赌博行为的控制能力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开设赌场的行为人都对整个赌博活动具有明显的控制性,这也是开设赌场行为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行为的分别。
  1.对赌博场所的控制性。开设赌场中,行为人提供的场所具有确定性。一般来说这种场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通常比较固定,是常设的赌博场所,但有时也是不固定的,如流动赌场。无论是固定还是不固定,关键的一点是开设赌场的场所至少是行为人能够实际控制的场所。如果提供的场所不固定,行为人不能实际控制该场所,如每次赌博都由参与者临时商定,那么行为人就不是提供赌场的开设者,而只是一般的聚众赌博。
  2.对赌场内部组织的控制性。行为人对赌场内部组织的控制性,一般表现为赌场通常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性,人员之间关系较为固定,有明确的分工,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实际情况常常表现为雇佣他人为赌场工作,有较为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制度,被雇佣人员有工资或提成收入。而聚众赌博则只表现为聚集、招揽、组织等行为,人员关系较为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性,行为人对此缺乏控制。
  3.对赌场经营的控制性。这一层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赌场具有经营性,二是行为人对赌场的经营具有控制性。一般表现为赌场的经营具有相对固定的一套规则,主要表现为:(1)有较为固定的营业时间及地点;(2)由赌场提供赌具,制定赌博规则;(3)有较为固定的营利方式,如抽水的方式等等。由于行为人采取上述方式对赌场的经营进行控制,因此赌场的营利是相对稳定的。而聚众赌博往往没有严密的组织,赌博规则、营利方式等等往往也是不固定的。
  (三)持久性
  开设赌场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即赌场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对赌博人员开放,只要在其营业时间内,参赌人员来到赌场就能进行赌博活动,而无须赌场经营者去组织或通知。
  聚众赌博则一般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赌博组织人员在一次赌博活动结束后,下一次赌博还需要组织者去组织或通知,重新安排时间和地点。
  (四)隐蔽性
  聚众赌博一般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组织者通常在小范围内组织参赌,每一次赌博的成员相对较为固定,每次赌博前才进行通知,赌博行为只有组织者和参赌者才知道。
  开设赌场则一般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半公开的性质。具体表现为赌场开设的时间、地点等内容在一定范围内被公众所知晓,并在该部分公众内呈开放资态,赌客自动前来赌博。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郑某的行为应是开设赌场罪,具体而言:一是场所固定。郑某在其租住的出租屋开设赌场,场所具有确定性,且郑某对其出租屋拥有控制权。二是郑某对赌场的控制。郑某专门购入麻将台、麻将等赌具,并招揽老乡工友二十多人前来长期赌博。郑某还制定营利方式,即每台每场抽水20至30元,营利稳定。其妻也称郑某的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贴补家用,其目的性明确,就是开设赌场赚钱。三是郑某所开设的赌场长达将近一年时间。每天都有人前来赌博,时间具有连续性。四是郑某在其出租屋开设赌场在其工友老乡中已是公开的事实。每日前来赌博的人都是自行前来,不需郑某召集。]]>
浅谈刑事检察提审工作中容易忽视的问题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一、容易忽视的刑事检察提审工作
  (一)办案人员思想上对提审工作的目的和任务认识不足。刑事检察工作中,提审犯罪嫌疑人的目的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打击刑事犯罪,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因此,检察人员提审犯罪嫌疑人工作的基本任务主要有:1.确保提审工作安全;2.审查本案的事实;3.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4.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实行监督;5.发现其他犯罪线索,深挖犯罪;6.法律宣传与教育等等。但在实践中,检察人员特别是新参加检察工作的人员一般对这些目的和任务掌握不全面,提审工作限于就案办案,单纯考虑完成个案的刑事诉讼程序,只注重审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听取犯罪嫌疑人对案件的意见,但忽略了其他提审任务。
  (二)刑事检察提审工作中存在的程序问题。办案人员由于对提审工作的目的和任务认识不足,把提审犯罪嫌疑人仅仅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流程,较多考虑个案的快办快结,满足于完成一次审讯过程,满足于案件的检察内卷中有审讯笔录附案,这样就很容易使提审犯罪嫌疑人成了“走过场”。因此,容易出现以下程序问题:1.单人审讯;2.三人同时审二名犯罪嫌疑人;3.安排不具备检察官资格的人充当提审人员;4.不重视或不全面告知权利义务;5.审讯笔录过于简单,不能客观全面反映讯问内容。
  (三)刑事检察提审工作中存在的实体问题。检察提审人员由于对提审工作的目的和任务认识不足,就案办案,着眼于对本案核实证据,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供述,忽略了提审工作的职能。常见有以下问题:1.提审工作中缺乏法律监督意识。侦查监督是检察法律监督重要职责之一,侦查监督工作存在于每一个办案环节,透过提审犯罪嫌疑人,了解公安侦查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实行监督。实践中,由于提审人员缺乏法律监督意识,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受到刑讯逼供、羁押期间是否受到体罚、虐待等等情况不重视了解,在审讯笔录中不作记录,提审后不跟进调查。2.重视有罪供述,对犯罪嫌疑人翻供的原因不深入了解,审讯环节过程流于形式,公诉阶段的一些讯问笔录寥寥数语,除了告知事项外,基本没有实质内容,以致无法通过提审分析案件证据的变化,更无法反映办案人员对案件的思考。3.对提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其他违法犯罪线索不注意收集,无法向侦查机关提供有深挖犯罪价值的线索。4.重打击,轻教育。犯罪嫌疑人处在羁押期间,失去人身自由,大多数对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感到后悔,如果在提审过程中结合案情予以法律教育,对犯罪嫌疑人触动最大,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但是,由于提审人员着眼于对本案核实证据,只追求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效果,忽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法律宣传与教育,影响刑事诉讼的社会效果。
  (四)刑事检察提审工作中容易忽视的安全问题。“安全无小事”,但在检察提审过程中,办案干警很容易忽视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1.安全责任意识、安全大局意识不强。一些办案人员认为在看守所内提审,安全责任归于看守所,对自身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事故认识不足,没有考虑到影响整个羁押场所的安全稳定。2.安全防范意识不强。办案人员往往由于过分依赖看守所的安全管理,思想麻痹大意,以为提审过程是在看守所高墙内进行,犯罪嫌疑人没可能在提审过程中逃跑,并对自身近距离与提审对象接触,可能存在的种种安全隐患估计不足,形成疏忽大意心理,这样就可能酿成安全事故。3.重办案,轻安全措施。办案人员在提审时把注意力放在审查案件上,在提审过程中没有自我防护的意识,心中没有保障提审顺利的“安全预案”。
  二、完善和改进的对策
  随着刑事诉讼改革的不断深入,刑事法律的不断完善,刑事检察提审工作的任务将不断增加,但总离不开法律监督的基本职责,而办案安全问题又是检察工作永恒的主题,提审工作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一环,如何使刑事检察在这一环节中有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确保案件质量和办案安全,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总结。检察实践中形成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措施,对新“入行”的检察人员来说,由于在大学的课本里不一定学得到,如果不及时教育培训,必然会影响刑事检察工作质量,必须引起各级检察机关重视:
  一要加强对新进人员进行检察实务培训。刑事检察工作不仅仅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程序,需要办案人员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现实中,一些新进人员虽有丰富的法学理论知识,但由于缺乏针对检察业务的研究和实践,会直接影响刑事检察提审工作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因此,有必要对新进人员进行系统培训。
  二要加强办案纪律和责任教育。对新进人员来说,刑事检察提审工作就是将在大学里学到理论知识投入到“实战”中,稍有疏忽,可能酿成大错。因此,要加强教育,提高办案人员的思想认识。开平市检察院检委会最近讨论通过的《关于加强提审安全的意见》就从制度上提醒办案人员严格遵守程序法,对提高办案人员的纪律意识、程序意识和责任意识、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看守所的安全稳定很有帮助。
  三要实行“以老带新”办案方式。提审安全问题是检察工作实务,一些保障提审安全的措施,如:在提押交接时如何做好手铐等刑具的检查;在带被讯问人进入审讯室过程中,要做到保证被讯问人在自己的视线控制范围内;在审讯过程中,要做到“多长一双眼睛”,在审讯的同时留意被讯问人的神情和举动,确保自身安全的同时防止被讯问人自残或伤害他人等等,这些方法是要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不断积累经验,如果提审办案工作不“以老带新”,新参加检察工作的人员在初期提审办案中就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因此,老同志有责任做好提审办案的传、帮、带,以保证办案的质量和办案的安全。]]>
浅谈如何做好检察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一、基层检察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特点
  检察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不仅要进行行政事务管理,而且要为广大检察干警的衣、食、住、行提供优质服务,从而保证检察院正常运转和检察人员正常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搞得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全院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工作效率以及检察工作的质量。在检察机关内设机构中,后勤服务保障部门与其他部门业务工作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1.后勤工作内容具有广泛性。后勤工作涵盖面较广,具体地说,基层检察院的后勤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食堂管理、水电管理、通讯管理、车辆管理、服装管理、来宾接待、会务保障、政府采购、行政资产管理、办公用品管理、绿化保洁、维护维修及其他日常性事务。业务项目繁杂,涉及范围广,与全院各项工作及每位干警、职工的工作、生活都息息相关。可以说,后勤服务保障部门是一个综合性、行政业务项目纷繁、涉及面广的内部管理、保障、服务机构。
  2.后勤工作性质具有服务性。基层检察机关后勤服务保障部门是全院正常运转的保障平台,从后勤工作的内容来看都是为本院工作服务的,其工作就是保证院内其他工作顺利进行的服务性工作。比如,配备电脑、采购办公桌椅、车辆管理、饭堂管理、环境管理、办公用品领用等,都是一种保障或服务。为此我们后勤工作者需要热情、主动、耐心,还需要有能力、有技能、有方法,才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才能得到广大检察干警的支持和理解。
  3.后勤工作事项具有复杂性。后勤管理工作事无巨细,头绪繁多,既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有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人与物的关系处理不当,又会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检察工作所需的交通、通讯、水电、服装等物资保障以及全体干警职工的生活样样都要细心考虑周全,精心安排,稍有疏漏,就会影响其他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干警、职工工作的情绪。其次是上下左右,纵横交错,涉及面广,既要处理好本院各内设科室的关系,又要协调好本院与外部的诸多方面的关系。可以说,后勤工作是打造幸福检察的重要组成部分。
  4.后勤工作对象具有特定性。检察机关后勤工作主要的服务对象是各项检察工作和全体检察人员,此外还有一些与检察业务有关的会议安排、业务接待等。虽然后勤工作常常是从一些不起眼的被看作是芝麻小事做起,然而这些被称为小事的工作切不可小看。在具体工作中,水电维修、办公用品领用、服装发放、绿化保洁等看起来是再小不过的事,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今后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果是对外联系的话,稍有不慎将会影响到整个单位的良好形象。
  5.后勤工作服务具有时效性。后勤管理工作是动态的活动,每项工作的开始和结束都有合理的时效性,每一项服务都有其即时性,超出它合理的时效性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如接待室需及时放好开水、茶叶,灯坏了需要立即维修,退休老干部回院参加活动要准时接送等,为此后勤人员要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办事必须做到果断、科学、有序,错过了就很难弥补,所以要考虑周详,及时为检察干警提供服务和保障。
  二、基层检察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面临的问题
  根据后勤工作的特点,可以看出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在全院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如果离开了后勤部门的保障服务工作,检察机关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但在现实工作中,基层检察院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仍面临很多问题。
  1.工作任务繁杂,后勤人员兼职多,服务跟不上。由于基层检察院没有专门的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一般由计划财务装备部门或办公室负责。笔者以所在单位为例,目前我院计划财务装备部门只有3名干警,7名职工,1名文员。其中,科室领导2名,财务1名,会计1名,驾驶员6名,定点专职接待员1名,现在还有2名职工被派驻到检察室从事工作。所以,与繁杂多样的后勤工作相比,就显得任务多、项目杂,上述人员除驾驶员工作较为单一外,其余每人都要身兼数职,许多事做起来力不从心,疲于应付,使服务保障跟不上。
  2.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管理、服务机制不科学、制度不完备。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普遍存在着管理方法不科学,服务机制不健全,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凭经验办事,靠习惯工作,失范、无序、随意性大,质量稍不如人,就会被议论纷纷,服务稍不到位,也会招来责问,工作中很容易出现漏洞,况且后勤工作者相对检察官来说,没有站在全局那样的高度来充分认识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重要性,极少有以主人翁的姿态对待后勤工作,所以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树立为全局服务的意识,不仅直接影响到了行政管理职能的高效发挥,还影响了检务后勤保障的优质服务。
  3.对后勤管理服务工作认识不到位。大部分人认为后勤工作就是吃吃喝喝,接待应酬,不需要很高的职业技能和工作素质。其实,后勤工作属于承上启下、左右互动的工作性质,平时跑腿学舌的事很多,这就需要每名工作人员认真、仔细、耐心地做好每件事情,要在细中求精,精中务实,实中求细,最终达到领导满意、大家满意。所以,做好新时期的检察机关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后勤人员必须具备办事高效、保障得力、服务优良的能力,树立为执法办案服务、为检察业务服务的大局意识,努力提高服务、管理、组织、参谋助手等各种能力和培养稳重、踏实、仔细的工作作风。
  三、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的几点想法
  根据前面所谈的后勤服务工作的特点及目前后勤保障工作的现状,笔者认为必须从实际出发,以搞好服务保障为基础,以科学管理为手段,以提高效能为目的,突显以人为本,积极探索,大胆实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1.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做好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也是成绩。检察机关后勤工作是检察机关领导、干部职工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和基础,面对检察机关对后勤服务保障不断增长的新需求,面对检察干警物质文化需求多样化的新要求,直接关系到检察机关工作的效率和干部职工的切身利益。所以,后勤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前瞻意识,以服务为基础,以经营为主体,不断总结管理、服务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把单位的人、财、物三方面以最大程度的合理性结合、组织、调动起来,合理搭配,恰当使用,以尽可能少的时间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以尽可能少的开支创造出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笔者认为,做到了这些,就和检察干警执法办案一样,都是成绩。
  2.从制度上完善起来,通过提高后勤管理能力要效率。由于基层检察院各内设科室几乎都存在人员较少的实际困难,后勤部门作为服务性部门,要通过适合本院的规章制度来提高、规范服务能力。所以在现有规章制度基础上,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部门职责、岗位职责、规章制度、工作规程等一系列具有规范性和长效性的后勤服务保障工作制度,明确职责,合理分工。如制定接待、办公用品领用的标准,规范物资采购等,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有效提高后勤的规范化管理,并用制度约束后勤工作者的职业行为。
  3.从角色上强化意识,不断提高主动服务保障水平。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不同的分工,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后勤工作根据不同的工作内容也有不同分类,作为后勤工作者必须强化从事后勤管理、服务和保障的角色意识,准确定位,明确职责,始终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后勤工作由于工作面宽、领域多、战线长,涉及管理、服务、保障等方方面面,所以分工也非常细,比如财务管理、接待服务、食堂管理、服装管理、政府采购、水电管理等,具体承担该项内容的工作者应该按照专业化的要求主动做好自己的工作,提高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这样才能更有效地为全院各项工作服务,为全院各项检察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4.从细节上强化管理机制,不断满足检察人员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老子曾说:“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它指出了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从简单的事情做起,从细微之处入手。“细节决定成败”这句现代管理学的流行语,也从一个方面道出了细节的重要性。其实对于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来说,哪怕一件很小的事情处理不好,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工作。所以,后勤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心,始终保持对工作有激情,做到分内事情精心办,分外事情设法办,大小事情认真办,一切事情依法办,对承担的工作和交办的任务,要坚持立说立行、速决速行、雷厉风行,做到急事急办、特事特办、能办的事马上就办、办就办好、办出成效。平时注意加强向领导、同各部门、干部职工多联系、多沟通,形成一种相互了解、关系融洽的基础,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能自觉做到检察干警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有针对性地满足干部职工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这样后勤管理服务工作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后勤保障工作就能开展得有声有色。
  5.从学习上加强提高,提高理性思维能力。学习的重要性大家都很清楚,但目前个别后勤工作者认为后勤工作主要是做事和服务,不需要学习,不需要理性思维,只要照领导的意图、干警的意思去做就可以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必须坚决克服的错误观念。事实上,后勤工作的发展日新月异,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比如,如何完善资产管理、如何规范政府采购工作、如何理顺接待消费、如何美化办公环境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所以,后勤工作者不仅需要学习后勤业务知识,增长实际工作的本领,更要注意理论的修养和锤炼,提高理性思维能力。只有具有理性思维能力,才能变通处理问题,在后勤服务保障过程中才能按照一定的工作原则和领导的意图办事,又不机械地照抄照搬,而应该通过自己的工作能动性,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区别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把事情办得圆满。
  6.在廉洁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执行力和信服感。后勤工作的好坏,人的因素是关键,特别是作为天天与“财、物”打交道的工作人员,如果放松廉政教育或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就容易让后勤工作者放松警惕,容易犯错误,甚至是犯罪。因此,应该紧抓人员素质教育,强化廉洁自律意识,做到警钟长鸣。后勤工作人员由于工作性质所致,要经常接近领导,经常与各机关、部门打交道,并受领导委托办许多事情,为部门、干警搞很多服务,承担大大小小的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在作风上必须十分严谨,不能拖拉,不可“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有这样,沟通协调工作时,人家才能心服口服。
  7.谨言慎行,打造良好的后勤工作形象。说话要有分寸,不能信口开河,在处理事务、发表意见只能以后勤工作人员的职责身份出现,不能以领导代言人的身份出现,更不能以领导的指示、意见压人;办事要有板有眼,规范化工作,靠规章制度做事,不可随心所欲;待人接物要平易近人,平等对待,不能盛气凌人;并且在后勤服务保障过程中还要有保密意识,不能随意说出未经证实或掌握不全面的话,自觉做到不说不该说的话、不做不该做的事,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影响。
  总之,作为后勤人员必须具有会管善管的能力,做到日常管理不缺位,管理责任不缺位,管理制度规定落实不缺位,这样才能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管而不乱、管而有序,规范运行,才能更好地为领导分忧,为检察干警解难,为检察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浅思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我国现行的1997年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采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这是修正之后的规定,我们对照一下未修正之前的1979年刑法的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前后对比一下,我们不难发现,1997年刑法的妨害公务罪比1979年的妨害公务罪做了重大修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作出的一个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高检发释字〔2000〕2号)。该批复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对此罪名需要讨论的地方很多,我们这里只讨论犯罪对象的改变:1997年刑法中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范围比1979年刑法中的范围缩小了很多,主要是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而界定的,而将其它的国家工作人员排除在外,即使加上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中的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也比1979年刑法规定的范围要小。我们都知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比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要小很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包含在国家工作人员里面的。刑法做出这种修改,是有意而为之,表明了立法者对本罪的立场与态度。
  妨害公务罪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罪名,它体现了一个公民与国家公权力的对抗。如今全国各地暴力抗法事件不时发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笔者就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件:某日,某市城管执法大队对乱摆乱卖现象依法进行整治。在查处一名无证摊贩吴某时,执法人员与吴某发生了肢体冲突。无证摊贩挥舞小刀抗拒执法,致一名关姓城管执法人员受伤,经鉴定为轻微伤。公安机关将吴某抓获后,以妨害公务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承办人在对案件进行审查时,发现城管执法大队为集体事业编制单位,而该名受伤的城管执法人员关某为城管执法大队的合同工,非在编人员。
  对该名吴姓摊贩是否构成妨害公务罪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构成妨害公务罪。城管执法人员依法对乱摆乱卖现象进行执法。在现场的执法人员有在编人员,也有不在编人员,都是在执法同样的公务。无证摊贩以暴力方式阻碍执法人员执行公务,已经构成了妨害公务罪。另一种意见认为不构成妨害公务罪。1997年刑法规定的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很明确,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对妨害国有事业编制人员执行公务的,也可以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关某既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不是事业编制人员,不符合妨害公务罪规定的犯罪对象,因此吴某不构成妨害公务罪。鉴于关某的伤势为轻微伤,未达到轻伤标准,也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吴某的行为应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关某不构成妨害公务罪,在此从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来进行分析。
  一、要正确理解立法者的原意
  1997年刑法比照1979年刑法,将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缩小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目的正是为了要减少刑法的打击面,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执行公务活动中,被执行的一方相对于执行公务的一方,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有必要对被执行的一方进行适度的保护,对执行公务的主体进行必要的限制正是出于此目的。1997年刑法正是出于这种思想认识进行了修改。国家在很多情况下需要授权某些非国家机关行使部分职权,这些非国家工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接触广大人民群众,但它们毕竟不同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无法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即使他们在执行公务,老百姓通常也不会把他们当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他们态度粗暴,执法不规范,老百姓就会与他们争吵、顶撞,这是人之常情。若将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甚至类似于案例中的聘用人员,那么普通公民犯罪的机率将大大增加。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要求其明辨“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不现实的。实际上,老百姓对“执行公务的人员”也是以“穿制服”、“大盖帽”来称呼的。老百姓在不能分辨的时候,如果稍加反抗就扣上妨害公务的帽子,进而受到国家机器的惩罚,长此下去势必激起社会大众的不满,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也不利于国家机关树立正确的形象,也容易适成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浪费,没有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放在打击恶性犯罪上,也容易造成老百姓的误解,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扩大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能定罪处罚。”按照该条的规定,对各种犯罪及处罚必须明确、具体,不能类推。因此,应该严格按照法条的规定,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根据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类人员: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各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专职从事公务的人员。此外,在行政机构改革中,一些原为国家行政部门的机关被撤销或改变体制而组成的“公司”,若靠国家行政拨款,主要担负行政管理工作的,亦应纳入国家行政机关的范围。在这些“公司”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亦应视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三、将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利于规范执法、文明执法
  根据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包括以下三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类人员是指除上述两类人员外,其他一切依照法律规定在国家机关、国有单位职能管辖、管理范围内从事公务的人员,如:非国家工作人员因受国家机关、国有单位的合法委托而从事公务的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原本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代表,如原本是工人、农民、演艺员、运动员、专职教师、专职科技人员、个体经商户等人民代表;人民法院的陪审员、人民检察院的特邀检察员、监察部门的特邀监督员等。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在的国家工作人员数量庞大,成份复杂,而且享有国家授权的人员也繁多,如本案的城管监察大队,还有联防队、缉查大队、纠察大队等等,特别是其中相当一部分缺乏规范的授权程序,实际上属于无权执法。往往在出现争执的时候,采取事后补救的方式进行授权。如果司法机关再对这样的“执法行为”进行保护,刑法的公平公正将无法维系,最后一条安全线将不再存在。但是如果严格限制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就会对相关部门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促使相关机关把工作做好,规范授权程序,也有利于文明执法,减少暴力抗法的发生机会。反之如果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保护对象,就有可能助长暴力执法的现象。
  四、正确理解“公务”及“公务人员”的含义
  刑法意义上的公务,指的是国家性质的公务,需要具备职能性、管理性、强制性、隶属性等特征。公务同职务是有区别的。两者的范围不同,职务包括公务,但不限于公务。笔者认为公务应该是特定的机构或人员代表国家行使管理公共事务职权的活动。这里的特定机构就应该是国家机关,特定人员应该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妨害公务罪中的公务人员与职务犯罪中的公务人员的范围也是不同的。前者是公务,后者是职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笔者认为,妨害公务罪中的公务人员应当采取严格的界定标准,既要求具有实质公务要件又要求具有身份要件,也就是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将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准国家工作人员排除在外。其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更好地规范、约束公务活动,增强公务活动的社会公信力。当前,公务行为的公信力偏低、暴力抗法现象时有发生,令各级政府十分头疼。但是,在公信力偏低的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公信力明显要高于其他社会组织如事业编制单位执法的公信力,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具有特殊的身份,其职权是法律明确赋予的,为社会公众所认可。提高公信力的有效途径是以规范执法为核心,而规范执法的前提是职权法定,超出法律授权范围外的公务行为显然没有公信力,也不会得到执行对象的积极配合。因此,缩小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理清公务人员的范围,突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公信力,有利于减少执行公务的阻力,同时也可以进一步督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规范执法。
  五、限制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不会导致对执行公务的保护不力
  有人担心,当行为人采取暴力、威胁手段实施妨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行为时,如果不动用刑罚手段进行惩罚,将导致对执行公务的保护不力。笔者认为,这是刑法万能论的表现。这种将某些完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调整的行为都定罪的做法,只能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例如案例中的摊贩,笔者认为处以行政拘留和罚款就可以起到惩罚的目的。刑罚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刑法是最后的惩罚手段,刑法所追求的法律效果,是所有法律规范中最严厉、最痛苦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能够以刑罚之外的手段有效防止不法行为时,应尽量避免使用刑罚;只有在其他法律手段无效时才动用刑罚手段。况且现行法律对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行为的保护已经是很全面的,当行为人采取暴力手段致这些人员伤亡的时候,可以分别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未造成以上后果的,还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为人相应的行政处罚,这样的处理才是合理的。因此,对于妨害公务罪来讲,如果扩大其犯罪对象到一般国家工作人员,可能会导致暴力抗法现象的进一步加剧。
  综上所述,应严格遵照现行刑法将妨害公务罪的犯罪对象限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无疑是非常正确和有必要的,这样既体现了审慎严谨的刑事立法态度,也缩小了打击面,防止刑罚的扩大,这正是立法者的本意。]]>
林某、吴某的行为是普通强奸还是轮奸?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2010年9月26日晚上,林某、吴某与莫某(女)等人受邀参加张某在某酒吧举行的生日聚会。次日凌晨3时许,林某、吴某、张某等人到附近一旅店住宿,其中林某、吴某、莫某入住该旅店双人间404房,并在进入房间后将两张床合并后睡下,林某、吴某分别躺在莫某的两侧。之后,林某不顾莫某的奋力呼救、反抗,按住莫某强行与之发生了性关系。躺在一旁的吴某目睹了林某强行奸淫莫某的过程,并在林某的奸淫行为结束后,同样不顾莫某的呼救、反抗,再次奸淫了莫某。
  二、分岐意见
  大家对于嫌疑人林某、吴某二人的行为构成强奸罪没有争议,但对林某、吴某二人是否以“轮奸”论处而适用加重的法定刑争议较大,有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林某、吴某的行为均为普通强奸。理由是在轮奸情节的司法认定上,需要以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为前提,其把轮奸定义为:轮奸是指二男以上出于共同强奸的故意,在同一段时间内,对同一妇女(或幼女)连续地轮流或同时强奸(或奸淫)的行为。根据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必须在行为人之间具有双向的意思联络,若行为人之间没有共同强奸的意思联络,就不构成轮奸情节。本案嫌疑人林某、吴某之间并没有共同强奸莫某的意思联络,因此对林某、吴某的行为均应认定为普通强奸。
  第二种意见主张对林某、吴某均以“轮奸”论处而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因为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中,轮奸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也不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轮奸”只是强奸罪中一个具体的量刑情节。轮奸就是指二男以上,在一段时间对同一妇女奸淫的行为。因此在轮奸情节的司法认定上,不需要以行为人构成共同犯罪为前提,只要二男以上,在同一段时间内,对同一妇女(或幼女)连续地轮流或同时强奸即可,它只是一个事实行为。本案中林某、吴某在同一段时间内先后对被害人莫某连续、轮流地实施了奸淫,因此对林某、吴某均应以“轮奸”论处而适用加重的法定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林某构成普通强奸,对吴某则主张以“轮奸”论处而适用加重的法定刑。
  三、评析意见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强调轮奸是一种共同犯罪,认定轮奸必须有证据证明嫌疑人之间有共同强奸犯意的双向意思联络为前提。此种观点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中都被广泛接受,但笔者认为过分强调共同犯罪必须有共犯人之间双向的意思联络为前提,在实务、理论中都有不妥之处。
  首先,在实务中寻求证据证实共犯人之间有双向的意思联络比较困难。一方面,犯意的沟通、联络具有秘密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参与犯罪的嫌疑人知晓,假如嫌疑人在供述中均不承认有过犯意沟通、联络,很难再寻求其它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面,犯意沟通的方式多样,可以是明示,可以是默示;可以是语言的交流,也可以是简单手势的示意,甚至是瞬间一个眼神的心领神会,还可以是不言自明的默契。如果在证实嫌疑人之间是否有犯意联络时,保守采取必须有确定的证据证明嫌疑人之间有语言、手势等形式的交流的情况下才予以确信,那么我们只有企望每一个嫌疑人都能坦白,但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可是就同一犯罪而言,共同犯罪的危害性远远大于单独犯罪,必须严厉打击,因此,对嫌疑人之间“是否有主观意思联络”的把握,必须结合当时的环境、精神状态乃至相关的社会背景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有必要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度地推定他们之间是否达成共同犯罪的默契。假如本案的嫌疑人不止林某、吴某两人,还有张某、罗某、何某等等,同样是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犯意联络的情况下,与本案的吴某一样,他们轮流地一个接一个地强奸了莫某,作为办案人,该怎么评价吴某、张某、罗某、何某的行为?我想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吴某、张某、罗某、何某强奸莫某的行为是轮奸,之所以如此认定,就是推定他们之间达成了轮奸的默契。
  其次,张明楷教授在其共同犯罪理论中,特意强调心理上的因果关系是共同犯罪因果关系的题中之义,那么这种心理的因果关系是不是就局限于片面教唆犯中犯意的引起这一层面上呢?是不是强化犯意与犯罪结果就没有因果联系呢?张明楷教授对此没有作具体阐述,但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具体案件来认定强化犯意与犯罪结果有无因果联系。假如本案中林某刚着手实行犯罪,吴某就予以制止,哪怕是一声呵斥,甚至是一声劝说也会阻却犯罪结果的发生,导致犯罪未遂,更有可能会让林某突然醒悟,良心发现从而犯罪中止。但吴某此时的不作为,在林某看来就是对其犯罪行为的默许,从而强化了其继续实施犯罪的主观故意,最终导致莫某被林某强奸的危害结果的发生,因此,在本案中应认定强化犯意与犯罪结果有因果关系。
  本案中,林某着手实行强奸行为后,可以推定林某知道吴某目睹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但吴某袖手旁观,其对林某的犯罪行为是一种默许,该“默许”强化了林某强奸莫某的主观故意,使其犯罪肆无忌惮,并最终造成莫某被林某奸淫的结果。因此,吴某的默许与莫某被强奸的法律后果具有因果关系。从主观上而言,林某不知道吴某也有强奸莫某的主观故意,即使林某认为吴某对其行为是一种默许,也不能认定其与吴某有共同强奸的故意,但是吴某目睹林某强奸莫某且在林某的强奸行为一结束就再次强奸莫某,可以推定其在林某的强奸行为终了前便萌生与林某共同强奸莫某的犯意,其单方面达成了与林某轮奸莫某的犯意,且吴某在林某强奸行为一终了,立即强奸莫某,客观上已对受害人莫某造成了轮奸的危害,符合轮奸的主客观要件。因此,笔者认为,林某构成普通强奸,但林某构成轮奸,适用轮奸情节的加重法定刑。
  第二种意见以轮奸是一种事实行为,认为对林某、吴某二人的行为均以“轮奸”论处而适用加重的法定刑。持该种意见的人认为,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三款第(四)项把“二人以上轮奸的”作为该款的情形之一,但什么是轮奸、轮奸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应包含哪些质的规定性,刑法及司法解释目前对轮奸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解释。因此轮奸在我国刑法中既没有独立的犯罪构成,也没有单独的法定刑,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而只是强奸罪的一种加重处罚情节。因此,轮奸是一个事实行为,而不是一个规范行为,从而将轮奸定义为:轮奸就是指二男以上,在一段时间对同一妇女强行奸淫的行为。此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过于绝对。既然把轮奸定义为一种行为,在刑法理论中,评价一个行为,必须从犯罪构成出发,坚持主客观一致的原则。上述对轮奸所下的定义避而不谈主观因素,有违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导致轮奸的涵义扩大化,导致客观归罪。假如,此案的嫌疑人林某、吴某不相识,案发地点也不是在房间,而是在一广场草丛,林某强奸行为终了时,吴某恰好路过,林某未察觉吴某的存在,待林某一离开,吴某临时起意并立即强奸了莫某。如果采用上述定义来判断轮奸,就会将林某、吴某的行为都认定为轮奸,这是不妥的。
  综上,笔者认为,认定轮奸还是要从主客观一致的原则出发,从共同犯罪的角度进行判定比较合适,但要结合具体案例、具体案情具体分析,灵活处理。]]>
如何正确区分聚众赌博与开设赌场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2009年8月,被告人郑某租赁某出租屋后,购入四张麻将台及麻将,招揽老乡工友等二十多人长期在其出租屋内以“杠牌”的方式赌博。郑某以每台每场20至30元的价格抽水,至2010年7月份被抓获时,共获利3万余元,均被其用于日常使用及挥霍用尽。其妻也称郑某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贴补家用,获利所得已用于日常开销。被告人郑某最终被法院以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笔者认为,郑某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赌博案解释》)的规定,聚众赌博构成犯罪的条件包括:主观上以营利为目的,犯罪主体必须是“聚众赌博的组织者、召集者”;客观方面要求聚众赌博的人数或赌资达到一定数额。开设赌场原是赌博罪的罪状之一,由于开设赌场参赌人数多,赌资数额大,行为人非法获利更多,因此比一般的聚众赌博相比社会危害性更大。《刑法修正案(六)》将“开设赌场”从原来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赌博犯罪行为中分离出来,作为一种特别的犯罪行为规定,并将法定最高刑从原来的3年提高到10年。

《刑法修正案(六)》虽然设立了开设赌场罪,但是却没有对开设赌场罪的含义作出明确的规定。而开设赌场与聚众赌博都涉及到组织、招揽、多人参赌、行为人获利,实践中有时很难区分。开设赌场实际上也是聚众赌博行为,只是由于具备了某些特征而有别于一般的聚众赌博,而这些特定的特征就是两者区别的关键。

笔者就对如何正确区分两者,从场地、行为人对赌博行为的控制能力等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场地

赌场就是专供赌博的场所,具有专门性、稳定性的特点。在形式上,包括物理意义上、占据实际空间的场所,以及存在于计算机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场所。其实质是为赌博活动的进行提供专门的平台。1997年刑法修订时便将开设赌场的行为规定为赌博罪,但当时所规定的“开设赌场”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赌场,即是营业性地为赌场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接受赌客投注的行为。而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网络的普及,伴随着网络赌博的出现和兴起,两高的《赌博案解释》第2条就对网络赌博中的“开设赌场”作出了界定,即“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或者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接受投注的,属于开设赌场”。如果行为人只是利用其获取的赌博网站的账号,组织、招引他人在该账号内投注,则不能认定为开设赌场。符合《赌博案解释》第1条规定的前三项标准之一的,应认定为聚众赌博,否则不构成赌博罪。与传统的赌博犯罪相比,网络赌博将赌场设立在网络上,参赌者足不出户就能进行赌博活动,辐射面更广,行为更隐藏,传播快,且涉赌者为不特定的多人,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实际操作中应将在网络上开设赌博网站及在赌博网站担任代理的行为,认定为开设赌场。

对于聚众赌博的场所,则具有随意性、随机性、临时性的特点,是参赌者为进行赌博活动而临时选择的地方。有的是在临时租赁、借用他人的房屋内或者自己的家中进行,有的是临时在宾馆里开房间进行,有的甚至在公共场所进行,即酒店、旅馆、宿舍等都可以成为赌博的场所。赌博活动结束后,其仍是一般的场所。

开设赌场因营业的需要一般具有较为固定的地点和场所,该地点和场所在短时间内不会变化。而且对赌场而言,即使暂时没有赌博活动,仍不改变其赌场的性质。

(二)行为人对赌博行为的控制能力

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开设赌场的行为人都对整个赌博活动具有明显的控制性,这也是开设赌场行为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行为的分别。

1.对赌博场所的控制性。开设赌场中,行为人提供的场所具有确定性。一般来说这种场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通常比较固定,是常设的赌博场所,但有时也是不固定的,如流动赌场。无论是固定还是不固定,关键的一点是开设赌场的场所至少是行为人能够实际控制的场所。如果提供的场所不固定,行为人不能实际控制该场所,如每次赌博都由参与者临时商定,那么行为人就不是提供赌场的开设者,而只是一般的聚众赌博。

2.对赌场内部组织的控制性。行为人对赌场内部组织的控制性,一般表现为赌场通常具有较为严密的组织性,人员之间关系较为固定,有明确的分工,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实际情况常常表现为雇佣他人为赌场工作,有较为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制度,被雇佣人员有工资或提成收入。而聚众赌博则只表现为聚集、招揽、组织等行为,人员关系较为松散,没有严密的组织性,行为人对此缺乏控制。

3.对赌场经营的控制性。这一层次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赌场具有经营性,二是行为人对赌场的经营具有控制性。一般表现为赌场的经营具有相对固定的一套规则,主要表现为:(1)有较为固定的营业时间及地点;(2)由赌场提供赌具,制定赌博规则;(3)有较为固定的营利方式,如抽水的方式等等。由于行为人采取上述方式对赌场的经营进行控制,因此赌场的营利是相对稳定的。而聚众赌博往往没有严密的组织,赌博规则、营利方式等等往往也是不固定的。

(三)持久性

开设赌场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即赌场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对赌博人员开放,只要在其营业时间内,参赌人员来到赌场就能进行赌博活动,而无须赌场经营者去组织或通知。

聚众赌博则一般具有临时性的特点。赌博组织人员在一次赌博活动结束后,下一次赌博还需要组织者去组织或通知,重新安排时间和地点。

(四)隐蔽性

聚众赌博一般具有较强的隐蔽性,组织者通常在小范围内组织参赌,每一次赌博的成员相对较为固定,每次赌博前才进行通知,赌博行为只有组织者和参赌者才知道。

开设赌场则一般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半公开的性质。具体表现为赌场开设的时间、地点等内容在一定范围内被公众所知晓,并在该部分公众内呈开放资态,赌客自动前来赌博。

根据以上分析,不难发现郑某的行为应是开设赌场罪,具体而言:一是场所固定。郑某在其租住的出租屋开设赌场,场所具有确定性,且郑某对其出租屋拥有控制权。二是郑某对赌场的控制。郑某专门购入麻将台、麻将等赌具,并招揽老乡工友二十多人前来长期赌博。郑某还制定营利方式,即每台每场抽水20至30元,营利稳定。其妻也称郑某的行为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贴补家用,其目的性明确,就是开设赌场赚钱。三是郑某所开设的赌场长达将近一年时间。每天都有人前来赌博,时间具有连续性。四是郑某在其出租屋开设赌场在其工友老乡中已是公开的事实。每日前来赌博的人都是自行前来,不需郑某召集。

(作者:开平市院   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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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检察机关在村级换届选举中的法律监督作用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基层农村、居民自治组织是处于国家与社会交叉处的特殊单位,是国家权力的基石,它一方面具有部分行政职能,即严格执行国家制定的有关方针、政策,协助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任务,另一方面具有组织村民对本村事务进行民主管理的职能,事关党的执政基础、执行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大局。所以,选好村居“两委”领导班子历来被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关注,但在实践工作中,不少基层农村、居民自治组织在换届选举活动期间会引发一些矛盾纠纷,特别是在村级换届选举前后,曝露的问题尤为突出。既然加强村级换届选举工作对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那么作为专司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该如何在村居“两委”换届选举中发挥职能作用呢?笔者试从我院设立派驻镇(街)检察室的实际及其职能作用出发,探讨检察机关在村级换届选举中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途径。

一、当前制约和影响“两委”换届选举稳定的突出问题

笔者所在的开平市各级党委、政府能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和《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2011年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精心引导、帮助各村居平稳、有序完成“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我院更是从维护市委中心工作的大局出发,积极关注村级“两委”换届工作,要求各派驻检察室密切与辖区镇(街)“两委”换届选举办联系沟通,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严厉打击各种破坏选举的犯罪活动,及时与相关职能部门共同排查换届选举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案件,全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维护农村选民合法权益,使各项选举工作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有序进行。但是,还是存在不少制约和影响村居“两委”换届选举的不稳定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难以认定村民参选资格

《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二条对选民资格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但还不够具体、细化。近些年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加上城乡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随着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不少城中村进行改造,出现许多农转城、农转非但仍生活在原居住地等新情况,甚至有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都是农转非等。这些村委会干部候选人是否还是本村的选民,常常会引起一些议论。

第二,部分村级自治组织财务管理混乱

不少村委会尤其是部分城中村和经济强村的财务制度落实不到位,财政上管理不善,监督不力,平时群众意见较多;在换届选举时,该村的经济财务问题就成为群众关注的热点,成为引发村内各种矛盾的导火索;有的在换届选举期间,出现村民到场吵架、抢选票、砸票箱等干扰、阻碍、破坏选举现象。

第三,党组织及党员干部的作用发挥不明显

当前大部分农村党支部组织党员过组织生活都有一定的误工补贴,由于受到村集体经济的制约,很多农村党支部从经济角度考虑,对组织生活能免则免,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缺失、人才任用培养缺乏持续性,导致很多农村党员的党性退化、思想僵化、作用弱化等等。这样就会出现在村“两委”换届选举这样事关切身利益的重大民主政治生活中,如果村委会选举出现复杂情况,一些党员不愿意或不敢站出来讲公道话,不敢面对农民群众做疏导工作,不敢主动维护选举大局的稳定。

第四,部分村民争权夺利较为严重

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治组织的法人代表,是村中事务的重要决策人和管理者,同时也享受一定的经济补贴;在城郊村和经济强村,村委会成员尤其是主任、副主任常常身兼数职,有职有权,经济收入十分可观。因此,部分村民就把当选村委会成员作为以权谋私、或为家族、派别谋取利益的先决条件,为当选不惜采取请客送礼、伪造选票、扰乱会场、操纵选举等各种非常规手段。

第五,人才流失的问题相当严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工作,特别是有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青年不断流向企业公司或自主创业,而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妇女和小孩较多,造成缺乏优秀基层人才的现象;很多农村没有健全对后备干部的培养机制,大多数女性由于受观念和身体条件的制约,一般只负责计划生育和妇女专项工作,接触全面工作少,锻炼机会不多,竞争意识、竞争技能明显落后于男性。

第六,积累的矛盾纠纷在“两委”换届选举期间集中爆发

据调查,积累的矛盾纠纷包括土地使用、征地补偿、财务管理、专项扶持等方面,主要反映的是村务公开尤其是财务公开不及时、不规范,村内重大决策、重大开支群众不知情,村干部贪污腐化、挥霍浪费,缺少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等这些村干部不清白、群众不明白之类的问题。大部分村民认为换届选举受到各级重视,这个时候提出诉求容易得到解决,集中爆发后甚至会引发一些新的矛盾纠纷,如果群众诉求没有得到及时解决,选举工作就难以顺利开展。

第七,现行村干部管理体制缺乏有效监管手段和约束力

众所周知,村干部还是农民身份。他们只有靠老百姓的赞成票,而不是靠上级的文件来任命。目前农村管理仍然停留在村干部治民和上传下达阶段,组织村民实行自我管理和民主管理尚未破题,在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变革较大的情况下,村干部责权利不挂钩,职权范围陕小。某些镇、街道办事处考虑稳定工作大局,一般采取松散性管理和人性化管理的模式,不轻易“得罪”村主任或村支书,导致对村干部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村民作为村干部组织群众自我管理和民主管理的对象,在缺乏民主管理的条件下存在抵触情绪,甚至不服从管理。有的村民在与村干部的矛盾对峙中还公开叫板,在农村推行民主法治进程任重而道远。

二、检察机关强化村级“两委”换届选举法律监督的途径

如何保证“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不仅是党委政府和群众高度关注的头等民生大事,而且是关系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所以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中大有作为,笔者在此以我院参与2011年村级“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具体做法来探讨强化法律监督途径。

(一)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加强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的自身建设

为高标准做好2011年“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我院派出检察室主动参与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动员大会,多次走访以镇党委书记、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为组长的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工作指导小组,深入掌握“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基本情况;通过走访联系点、与党员群众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多方面了解联系点的党员群众思想动态,配合选举工作组做好法制教育宣传工作。严格要求依法按程序办事,决不允许选举工作随意简化程序,必须结合本地实际情况,依法成立村民选举委员会,依法做好选民登记工作,依法提名确定候选人,依法组织好投票选举;对参与组织选举的人员严明纪律,提醒其依法操作。严格按照修订后的选举办法规定,正式候选人按照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确保村、居委会班子成员中至少有一名妇女;与镇街工作组干部共同研究在换届选举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事先制定选举过程可能发生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尊重并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善于运用法律法规解决换届选举中遇到的问题。

(二)加强法律监督工作,确保“两委”换届选举工作过程依法有规、平稳有序地进行

按照《开平市村财务和村委会成员离任审计工作方案》文件要求,我院派出检察室介入监督对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进行评议、考察和离任审计工作,将评议、审计的结果在村(居)民代表会议审查通过后,于选举日前向当地人民群众公布,让“两委”班子成员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要求村、社区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村(居)管理的各项制度,包括村(居)民自治章程,村民规民约和村民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理财和财务管理制度等,此举对预防村干部违纪违规、消除贿选现象和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等方面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指导村、社区制订选举实施方案,包括选举日、选举地点、选举工作人员、参加选举村(居)民登记的资格确定、参加登记选举的村民名单公布、选举方式规定、委托投票方式和村(居)民小组长的选举方式、工作移交等;提前到各社区、村委会布置的选举会场进行指导工作,对于选举会场不规范的地方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促使选举会场纪律严密;在监督村委会换届选举过程中,会场通常采取称为“二合一选举”无候选人选举方式,即把提名候选人的选举和正式选村委会组成人员的选举合二为一。在选举过程中,有村民达到两个“过半”(即参加选举的村民投票率过半,投票的村民中投赞成票的过半),就直接当选村委会成员。若当选人数不足村委会全部组成人员的名额,剩下的名额就从得票率没有过半的人中确定候选人。监督选举会场是否设立有秘密写票处,对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在选举期间外出不能参加投票的是否有书面委托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的手续等,切实保障农民群众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自主表达自己的选举意愿。

(三)主动帮助村、社区解决问题,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困难

我院派出检察室在村、社区换届选举工作实地调研中,如果发现有可能影响“两委”换届选举的不稳定因素,会及时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问题;如在换届选举工作期间,对于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及时深入基层各农村了解情况,同时给予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和意见;坚持普遍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换届选举期间实行“每天一排查,每周一汇报,每月一总结”的工作方式,及时处置换届选举中可能引发的各种矛盾,化解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形式不断创新、丰富,一些地方创造了“村务大事村民公决”、农村“民主日”等方法,甚至有的村、社区探索建立了村(居)民委员会选举观察员制度,有效保障村民群众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我们充分尊重村(居)民创造的智慧结晶,因势利导地发挥他们的职能作用,从监督的角度推进农村民主法治进程。

(四)加大宣传“两委”换届选举中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增强农民法制观念,提高群众法律素质

积极配合“两委”选举指导小组办公室做好媒体宣传工作,广泛宣传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的重要性,引导村(居)民关心和支持换届选举工作;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媒体正确宣传“两委”换届选举有关的法律法规,使群众充分了解换届选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程序步骤,引导选民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当家作主、民主管理等权力;公布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的任职条件,教育村(居)民确立健康有序的选举意识,采取合法、正当的方式参加竞选,促进选举依法进行,为换届选举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加大宣传检察机关在“两委”换届选举中的职能作用,让群众不排斥检察机关的监督,主动邀请派出检察室监督选举工作人员依法办事,从而使各项选举活动依法健康有序进行。

(五)强化纪律,拓宽换届选举工作监督面

我院派出检察室在监督过程中,密切关注对选举会场的投票组织管理工作,切实维护选举秩序。主要是观察组织村代表集中到选举大会进行投票或设立中心投票会场和若干投票站投票时,是否当场领票、写票、投票,是否集中唱票、计票;在计票的过程中,是否要求村委会提名候选人当场回避,直至当场公布选举工作结束;是否严格控制流动票箱的使用,依法办理委托投票手续,规范委托投票和代写选票;是否完善秘密写票制度,运用人防、技防等各种手段做好防范工作,确保村民在无干扰的情况下自主表达选举意愿,防止出现舞弊现象。监督有关部门及时纠正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对参与或指使他人以暴力、威胁、贿赂、伪造选票、撕毁选票、毁坏票箱等破坏选举或者妨碍选民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进行依法查处;对涉嫌在选举过程中有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充分发挥检察室法律监督职能,全程参与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选民登记、投票选举阶段的封票、验票、计票监督等工作,确保整个换届选举过程无差错。

(六)坚持执法为民,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

在整个换届选举过程中,我院派出检察室始终牢固树立执法为民观念,坚持走党的群众路线,充分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保证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在监督选举过程中,注意引导人民群众扩大识人视野,拓宽选人渠道,确保他们充分发扬民主,保障他们依法享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尊重群众的意愿,让他们依法自主选择当家人;监督选举期间是否做到各项程序公开,任职条件公开,选举结果公开,是否把公道正派、作风务实、想为民办事、能为民办事的优秀人员推选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我院派出检察室还根据换届选举不同阶段特点,实行跟踪宣传、阶段宣传制度,力求发挥宣传的舆论导向作用,及时向社会公开选举信息动向,让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全面掌握换届选举工作情况,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完成。

村级“两委”换届选举作为基层民主政治生活的大事,不仅关系到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度和成效。所以,检察机关把法律监督触角向农村延伸,对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进行监督与服务,是检察机关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

(作者:开平市院   周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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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出检察室推动反贪污贿赂工作的设想 Wed,23 Oct 2019 06:04:43 +0800 派驻镇(街)检察室的设立,是检察机关管理机制改革和创新中的一个新生事物。它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将检察工作的重心下移、检力下沉,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基层。它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立法原意,是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趋势。随着基层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基层国家工作人员所掌握的公共财产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基层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备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如何采取有效途径,查办基层贪污贿赂职务犯罪工作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试从分析反贪部门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工作职能的必要性出发,探讨推动反贪污贿赂工作向基层深入、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反贪部门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延伸职能的必要性

(一)收集、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是派驻镇(街)检察室的具体工作职能之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决议精神,下发了《检察机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意见》,对检察职能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通过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为农村创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通过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关系的调节,为农村改革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派驻镇(街)检察室就是基于此目的而成立的。《人民检察院乡(镇)检察室工作条例》第三条第(一)、(二)项、《江门市基层检察院派驻镇(街)检察室工作规则》第八条第(三)、(四)项均明确规定了检察室收集、发现职务犯罪线索,并协助派出院侦查部门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初查、侦查的工作职责。派驻镇(街)检察室是基层检察院的派出机构,其依法履行的职责决定了反贪部门依托检察室开展基层反贪污贿赂工作的必要性。

(二)反贪部门案源匮乏,举报线索少,线索质量低成为制约反贪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

以某一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统计数据为例,2006年受理线索36件,2007年受理线索20件,2008年受理线索24件,2009年受理线索17件,2010年受理线索17件,呈现下降趋势。而且,举报线索的成案率极低,2010年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中,来源于举报线索仅为2件,占全年立案总数的25%,其他的均为自行发现线索,反映了举报线索的质量较低。量少质低的线索现状,已经成为制约反贪工作发展的主要因素。派驻镇(街)检察室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与群众的距离拉近,必然有利于发现案件线索,因此,依托镇(街)检察室发现涉嫌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案件线索成为反贪部门开辟案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反贪部门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出现瓶颈现象,停滞不前

2008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开展深入查办涉农职务犯罪,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专项活动,各级检察机关集中精力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以某一基层检察院反贪部门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2件3人,占全年立案总数7件的29%;2009年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6件8人,占全年立案总数7件的86%;2010年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案件2件3人,占全年立案总数8件的25%。但近年来涉及涉农职务犯罪的举报线索趋近于零,办案工作陷入瓶颈。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实施了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不断加大投入,仅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就累计达2万亿元,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但是,随着惠农资金的大幅增加,涉农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明显增多,严重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影响了中央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检察机关是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反贪部门通过查办涉农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以保证支农惠农资金的有效运用,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就必须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的工作职能。

(四)基层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不断增多,成为社会和群众关注的热点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向农村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纵深发展,土地流转增多,集体财产增多,基层国家工作人员所经管的国有财产也越来越多,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基层国家工作人员是国家庞大行政机器中的“末梢神经”,虽然头衔不大,却拥有广泛的权力。道路的修建、宅基地的审批、土地的征用、集体财产的处置等,都是在他们的直接操作下进行的。由于教育、管理尤其是监督的缺失,当前基层干部腐败问题已经成为基层工作的内伤,影响和制约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基层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不断增多,成为群众关注的热点。检察机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检察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派驻镇(街)检察室,深入基层,认真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处理好社会和群众关注的问题,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对检察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反贪部门通过查办基层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赖于派驻镇(街)检察室的有力支持。

二、反贪部门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有效途径

(一)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法制宣传教育职责,着力提高基层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

1.开展与检察业务密切联系的举报宣传,提高人民群众举报的积极性。一直以来,检察院最基层的行政设置设立在县级,乡镇基层没有设立派出机构。由于农村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许多基层群众对检察机关的职能了解甚少。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也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反映,对自己所享有的监督权更是漠然对待。掌握了基层国家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线索也不知道向检察机关举报。反贪部门应利用派驻镇(街)检察室与基层干部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争取检察室的支持,采取定期为群众上法制课、不定期送法下乡、开展法律咨询活动等方法,深入农村、街道、社区、工厂等基层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举报宣传活动,使人民群众全面了解检察业务,增强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支持和监督力度,提高广大群众的法治意识。宣传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支农惠农政策,充分调动起广大群众的举报积极性,使他们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积极参与法律监督,畅通监督渠道。

2.公开检务,结合检察机关办理具体案例进行成果宣传,打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声威。结合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派驻镇(街)检察室的重要职责之一。反贪部门要坚持“让事实说话”的工作原则,将历年来查办的有影响、有震动、有代表性的真实案例整理好,并制作成法制宣传资料交由派驻镇(街)检察室开展宣传。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形象剖析,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法律知识;宣讲检察职能、工作程序、办案机制、办案纪律;了解职务犯罪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危害和对自身合法利益的侵害;展示检察机关打击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有力成果。让群众看到检察机关以民为本,坚决严厉打击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决心,打响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声威,引导和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同危害社会经济发展的职务犯罪行为作斗争。

(二)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收集和初查职务犯罪线索职责,着力提高反贪部门主动发现案件线索的能力

1.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发现案件线索。目前,我院派驻镇(街)检察室实行的是“半周坐堂,半周走访”的工作模式,每周利用一半工作时间深入农村、街道、社区、工厂等基层,了解广大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派驻镇(街)检察室这种贴近群众的做法,容易得到基层群众的信任,群众会主动向他们透露信息,反映情况,便于掌握案件信息。检察机关的反贪部门远离农村和农民,难以及时发现来自农村的反贪线索。因此,反贪部门应利用检察室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的优势,与检察室干警一起参与深入基层活动。反贪干警主动走出去,深入基层,可以掌握基层权势人物、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嫌贪污贿赂犯罪的线索,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涉及土地征用、批租、征地补偿、政府专项资金拨付的落实等管理环节出现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有利于及时查办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通过查办案件,有效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服务新农村经济建设,扎实有效地提高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社会形象和办案水平。

2.争取信任,关心干部,在敦促职务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方面下功夫。目前,我院派驻镇(街)检察室坚持每天上班的原则,将检察室设立在基层,拉近了基层国家工作人员、村委会、街道办事处干部的距离,紧贴基层干部,容易与基层干部形成良好的相互信任关系。检察室工作人员经常和基层干部探讨和解决与检察业务有关的法律问题,如依法果断处理经济事务、防范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遏止犯罪高发的势头、妥善解决各类群众信访问题等,基层干部对检察室干警有很大的信任,尤其在遇到涉嫌职务犯罪的困惑时,会主动找检察室干警谈心。反贪干警应与派驻镇(街)检察室干警保持良好的沟通和联系,在检察室发现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线索的时候,充分发挥其动员自首的作用,敦促犯罪分子主动投案自首,实现办案效果与社会效果、经济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对执法活动监督职责,在监督过程中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

1.对行政执法单位和“两所一庭”的执法活动实行有力监督,在监督过程中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基层政权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社会上对其行政执法单位概括为“七所八站”,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广播电视、农村经济管理、农机、劳动服务、财政、计生、民政、土地、乡建、交通、畜牧、司法还有党委机构等职能部门。各种行政、司法权力已经延伸到农村、街道等基层组织。由于基层政权中存在少数法制观念淡薄的基层干部,无视群众利益,侵害群众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检察机关具有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派驻镇(街)检察室通过行使对基层行政执法单位和“两所一庭”执法活动的监督,可以发现其中涉嫌贪污贿赂职务犯罪的线索。反贪部门应利用检察室与基层行政执法、司法单位基于监督职能而形成的联系沟通便利,深入各单位,了解它们的规章制度、日常工作、查阅相关的业务记录和会计资料等,以期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要关注检察室辖区内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和其他影响重大的事件,从中捕捉职务犯罪线索。通过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促进基层政权廉洁、高效运转。

2.对“三农”资金的管理、发放情况进行有效监管,在监管过程中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三农”资金包括涉及“三农”的财政性建设资金、粮农补贴专项资金、扶贫开发资金等支农惠农资金。“三农”资金的管理及发放是一项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直接关系到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现行惠农政策涉及大量资金,最终惠及农村、农业和农民。因此,加强对“三农”资金的管理、使用和发放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是派驻镇(街)检察室的主要工作。检察室定期、不定期地对辖区内的资金投放、管理、使用和发放等环节进行监督检查,以确保国家支农惠农政策的落实。反贪部门要利用检察室工作人员对“三农”资金整个过程比较熟悉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到检察室的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中去,通过直接到村委会对其财务状况进行核查、对镇级财政惠农资金的拨付及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到农业、水利等对口部门调取相关资料开展调研等方法,直接进入“三农”资金的流转程序中。通过对这些关键部门和关键环节的监督和制约,加强与纪检监察部门、职能管理部门的沟通和联系,从中发现管理机制的漏洞,掌握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

(四)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协助配合业务部门工作职责,深入推进基层反贪污贿赂工作

1.依托检察室协助侦查部门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初查、侦查的职能,缓解侦查部门警力不足的现实压力。基层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普遍存在案多人少、警力不足的问题。以往在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突破阶段,我们采取全院一盘棋的战略战术,抽调其他业务部门骨干集中进行攻坚;或依赖上级院侦查指挥中心的统一协调作用予以缓解。因抽调的均为其他部门或其他院的业务骨干,长期抽调必然影响正常检察业务的开展,因此,该两种方法均仅适用于初查突破阶段的短期抽调,无法对案件连续跟进,影响案件的质量和办案效率。《江门市基层检察院派驻镇(街)检察室工作规则》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检察长批准,派驻镇(街)检察室可以对辖区内案情简单、取证难度不大的职务犯罪线索进行初查。这样,检察室就可以承担其辖区内简单线索的初查工作,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侦查部门的初查压力;又可以使基层院侦查部门骨干更专注于初查案情复杂、涉案人数多、涉及范围广的窝案串案线索。对于派驻镇(街)检察室收集和发现的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移送侦查部门立案侦查的,基于检察室工作人员对案件情况较为熟悉、对发案单位和人员较为了解的便利,也可以经检察长批准,由检察室协助侦查部门开展侦查工作,以达到节约诉讼成本、提高侦查效率的目的。

2.依托检察室协助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职能,认真落实查办职务犯罪“三个一”工作机制。2009年3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了《查办职务犯罪实行“一案一评估、一案一建议、一案一教育”工作机制暂行办法》,要求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部门要与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配合,做好个案预防“六个一”(即对犯罪嫌疑人开展一次谈话教育,责成犯罪嫌疑人写一份悔过书,给发案单位上一堂法制课,召开一次座谈会,发一份检察建议,进行一次案件回访)及监督检察建议的落实情况。派驻镇(街)检察室承担着职务犯罪预防和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职责,而且,检察室在协助侦查部门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落实“三个一”工作机制方面,存在着地理优势和教育协调优势。因此,在涉及派驻镇(街)检察室辖区内的案件,给发案单位上法制课、召开座谈会、进行案件回访以及监督检察建议的落实这四项工作,经检察长批准,侦查部门可以委托检察室代为开展。在案件侦查终结后,侦查部门应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检察室,便于检察室分析犯罪规律,形成教育材料。也可以由侦查部门与检察室协调配合,共同完成此项工作,以期达到“办好一个案,治理一条线,预防一大片”的良好法律效果。

派驻镇(街)检察室是强化检察职能、服务基层、服务农村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检察机关执法为民的一线平台,是基层检察机关派出的综合型机构,其最大的特点是深入基层,贴近群众。反贪部门应充分依托派驻镇(街)检察室的职能,推动反贪污贿赂工作在基层深入、健康发展。

 (作者:开平市院   胡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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